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“三权分立”制度的区别

一是权力来源与归属不同。我国宪法宣示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”，人民通过普选产生各级人大代表，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，再由人大产生行政、监察、审判、检察机关，后者对人大负责，受人大监督。西方选民分别选举议员、总统（或内阁）、司法官员，形成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三条平行授权链，各自对选民负责，彼此不存在“谁产生谁”的隶属关系。
二是机构地位与关系不同。我国人大是“权力机关”，其他国家机关是其“执行机关”，地位非平行，立法权居于主导地位，强调“民主集中、议行合一”。西方的议会、政府、法院宪法地位平等，通过“制衡—反制衡”机制防止任何一方坐大，典型如总统的否决权、议会的倒阁权、法院的违宪审查权。
三是权力运行逻辑不同。我国先协商、后集中，一旦人大作出决议，行政、司法必须一体执行，强调效率与统一，减少“议而不决、决而不行”。西方以“怀疑—制衡”为预设，法案、预算、人事均需多重关卡，程序性摩擦被视为防止专断的必要成本，易出现政府停摆、议会解散、弹劾等僵局。
四是政党制度嵌入方式不同。在我国，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，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转化为人大意志，实现“党的领导力、人民当家作主、依法治国”三者统一。西方实行两党或多党竞争，议会党团、委员会席位按政党力量分配，行政首脑通常由多数党领袖出任，政党轮替直接改变立法与行政的对抗或合作关系。
五是阶级基础与代表构成不同。我国人大代表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，候选人来自工人、农民、知识分子、解放军等多元群体，禁止金钱拉票，强调“真实、广泛的人民性”。西方竞选经费高昂，议员多为律师、企业家或职业政客，选民投票后难以罢免，被批评为“金钱民主”“精英俱乐部”。
六是治理绩效评价不同。我国高决策效率、快速动员资源完成大型改革或危机应对，被认为是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制度优势。西方程序性拖延、政策不连续，但在权力监督、利益表达、少数权利保护方面提供多重保险阀。
总之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把“主权在民”集中表现为“主权在人大”，强调统一意志和高效执行；而西方三权分立则把“主权在民”拆分为“三权相互制约”，以程序性对抗换取分散风险。